只要君主圣明，百官清廉，举国修德，外敌见到了这样自然会感觉心中羞愧，自然会退敌，四海自然归心。
这种论调在今天看来荒谬至极。
可在那时候，这却是朝堂上的主流声音。
谁敢反对这种论调，谁就会被扣上“不仁不义”“粗鄙武夫”“不懂圣人之道”的帽子。
最初的时候这些人不是贪官污吏。
恰恰相反，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真的清廉如水，真的两袖清风，真的一文钱都不贪，他们穿着打补丁的官服上朝，吃的是粗茶淡饭，住的是漏风的屋子。
他们真心实意地相信自己就是圣人之道的化身。
但正是这种“虔诚”，才是最可怕的。
因为真正虔诚的信仰会将所有人洗脑，让所有人相信这是“真的道理”。
一个贪官知道自己是在做坏事，他会心虚，会有底线，但一个真心相信自己是在行圣人之道的人，他没有底线。
因为他做的每一件事，在他自己看来都是对的。
在战场上将士们浴血奋战，好不容易把匈奴人打退了，朝堂上这些道德君子们就会跳出来，说“以德服人方为上策”，主张与匈奴议和。
他们说，打仗是蛮夷的做法，真正的圣人之邦应该以德服人。
那些战死沙场的将士，在他们的嘴里就成了无谓的牺牲。
那些丢失的城池，在他们看来只是暂时的退让。
只要退一步，就海阔天空，只要足够忍让，天下就会太平。
当这种思绪开始弥漫的时候，另外一个人抓住了机遇，在儒家的内部开创出了“理学”，一举借助这东风压制住了儒家的正统思想以及政治学。
千百年间第一次，陈氏失去了对学宫的主导权。
这种荒诞的局面持续了几十年，到了如今——宋徽宗赵佶在位末年已经发展到了极致。
宋徽宗赵佶，这是一个被后世评价为诸事皆能，独不能为君的皇帝，他写得一手好字。
瘦金体铁画银钩，堪称一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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